我的打工生涯 （二）

大热天我吓了一身冷汗，这可咋办？我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深圳，没挣到钱还要家里拿这么多钱来领取我回家。那可真是天塌地陷了啊！

他也许看出了我的疑惑，就说：“这样吧！我租的房子还没退，你先去住一晚。明天来面试后就办厂牌。有了厂牌就强多了！”他向我招了一下手说：“你跟我走吧！”我懵懵懂懂地跟在他身后，穿过工业区，在一片高楼房的居民区背后有一片低矮的民房。他掏出钥匙，打开一间房门，然后将钥匙递给我说：“我这里锅灶都有，你去买点面条和鸡蛋之类的煮两顿，明天八点你把行李带好，去厂里叫保安找我，上班了就有吃住的地方了。另外你要带身份证，两张登记照片和50元押金。”

50元？怎么又是50元！难道这辈子我就与50元杠上了？可这50元我现在也拿不出啊。真是汗颜！我怯生生地说：“照片和身份证都有，可我现在50元钱也没有啊！”

他有些不相信，停顿了有几秒后说：“这样吧！明天我给人事说下，50元押金先不交。上班后从工资里扣。”说完这些，他就走了。我在心里想：他肯定很讨厌我了，找上门的老乡怎么是这样的一个穷鬼、倒霉蛋！他会不会感到晦气啊？

我看看才下午一点钟，就锁好门，找到村里的小超市，买了一斤面条和十个鸡蛋，一包盐。我看到那厨房里油瓶底还有一点剩的油，就没买油。顺便向超市老板打听了一下村里的情况。

我从老板口中得知：这里是深圳的宝安区，在“关外”不要“边境证”，但“暂住证”查得很严。如果要想到其他区去必须要办“边境证”进关才行。现在基本上各省都在深圳关内设了“办事处”，湖北有一个“湖北大厦”，可以办各种证件。望川村就一个邮政“代办所”,一般服务到晚上九点。可以发信送信，可以向外地汇款，但不能取款。如果要取钱得到横岗镇邮电分局。

听说村里可以寄信到外地，心里稍安了些。要是发个信还要到镇上去，来去10元钱那可真要我的命了！我又在这家超市里买了十张邮票，十个信封。总共一起花了我20元。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把自己命保住再说。回到房间我煮了一大海碗面条，窝了两个“荷包蛋”，连汤带水全部干完，吃得死胀死胀的。下午也不敢出去跑，就呆在房间里，到处看了看，里屋一张床上就铺了一张乱席片，没有盖的。我想房子里怪阴清，不是很热，要是夜里冷的话我就准备把秋衣秋裤穿上睡觉，有什么问题明天再想办法。

出门时太慌了，也没带几本书，刚好这床头书桌上留了几张旧报纸，多数已经烂得没法看了。我捋出了两张，还可以阅览下，一张是《深圳晚报》，一张是《深圳法制报》。我如获至宝，两张都从头看到尾。《深圳晚报》上有一则征文启事——“深大电信公司成立十五周年有奖征文”，要求小说、散文、记叙文、笑话幽默，只要是与电话有关的都行。我想到了自己1994年6月4日发表在《城阳日报》上的一则幽默《坐电话去追》。马上拿出稿纸，幽默只有几行字，我很快就凭记忆写好了。按照晚报上的地址写好信封，贴一张8毛钱的邮票。我又想到96年我发表在《公安交通报》上的“杂谈”《警惕色情贿赂》，说不定还比较适合《深圳法制报》。《公安交通报》是内部报纸，《深圳法制报》是公开发行的，也不算一稿多投。我也立即重新写了下来，装进信封，写好地址，贴上邮票。我想等明天晚上下班了去望川村邮政“代办所”发出去。做好这些小事，就已经晚上十一点，我就合衣躺在这破席片上睡了一夜。

15号的早上七点半，我提着那个红白相间的旧的蛇皮包，就到工业区“昌盛木业厂”门口等。快八点方厂长到了。他先在门卫窗口抽出他自己的纸卡在“打卡机”打了一下，回头给我说：“你在这门口等着，我叫人事来找你。我现在要进去开早会。”

我就在门口焦急地等待着。大约九点钟，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美女出来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慌忙报了姓名。她说：“你跟我来吧！”我就老老实实地跟在她身后进去了。  

“人事部”就在保安室旁边第三个门。我跟她进屋后，这美女递给我一张表说：“你先填个表。”我很快就把表格填好了，在“工作经历”一栏我还特别填上了曾被招聘，当过八年的“合同制警察”一项。祈望能在今后的发展中引起重视。美女看也没看我一眼，面无表情地说：“你下午来上班吧，直接到‘拼板车间’找班长！”然后递给我一张上班时打的考勤纸卡和贴着我照片的“厂牌”，又拿出一张二寸见方的硬纸卡片，写上我的名字后甩给我。我一看是“饭卡”，正面写着我的名字和车间，背面是31个方格，每个格里印上了“早中晚”三字。人事用笔将我的“饭卡”从1号至15号的中餐都划掉了，这就说明我今天中午也不能在食堂吃饭，只有下午上了班晚上才有饭吃。

我出了“人事部”，就给值班的两个保安每人奉了一根烟说：“人事叫我下午来上班。”一个保安接过我的奉烟，客气地说：“好的，下午还是我们两人的班。你来吧，没事的！”

我看才十点多钟，就找到望川的主街道上那家邮政“代办所”把那两封稿件发了。又回到方租住的房子处，用水将油瓶涮了涮，倒在锅里煮了一碗面条，吃完也十二点了。一点钟上班，我提前拿上自己简单的行李到了厂门口等。员工们都已吃过饭，三三两两地又蹲在外围墙根下抽烟。我走到靠远处的两个员工旁边蹲下，给他们各奉了一根烟，和他们聊了几句天。

他们告诉我说：你新来的要特别注意。这厂里工资很低，每小时只有一块三毛五分钱，每晚加班到九点半。加班没有额外补助，也是每小时一块三毛五分钱。厂里包吃住，但每月要扣30元伙食费，吃不吃都扣。工资还要压一个半月。也就是说，你今天上班，到下下个月的十五号才能拿到这半个月的工资。厂里管理得也很严，稍微不小心就会被保安收去“厂牌”，给你来个“警告”、“记过”什么的。“警告”一次罚款10元，“小过”罚款50元（又是50元！），“大过”罚款100元。不过，你要是干得好也有奖励，一个“嘉奖”20元，“小功”奖100元，“大功”一次奖300元。你要是看到“公告栏”这段时间奖励的比较多时，要加倍小心，因为老板不想白白把钱拿出来奖励，就会叫保安找其他员工的过错“罚款”。这叫“堤内损失堤外补”，收支平衡。我也不知道他们说的是真是假，我都权当真的听进去了。

一点钟差十分的时候上班，我就随这些员工一起打卡进入了厂区。刚走几步，就被保安叫住：“喂——新来的！”我走回到那保安面前，保安说：“你把行李放保安室里，晚上你不加班，下班后来保安室，由我们带你去安排住宿。另外你将考勤卡在那牌上找你的名字，插上去！”我把行李放进保安室后，还真在那牌上找到了我的名字，将纸卡插好。

问了几个员工才找到我的“拼板车间”，见到班长。班长有四十多岁的样子，黑廋，满嘴黄牙，很小的一个个头，近乎“侏儒”。班长正爬在一台机器上写着什么。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指着一个矮胖的小伙子说：“你等下就跟他先学‘接板’！”      

一点整，车间里所有的机器就开响了，轰轰隆隆的，就像炸石头放炮后的轰鸣声，排山倒海，要把人的耳朵震聋。我所在的车间叫“木工车间”，几十台木工机器在一间大厂房里。“电撕锯”、“电解锯”、“电挖锯”、“电刨床”、“电锯台”都同时启动了，那情景可想而知。

最烦人的还是我们班这个庞然大物——“机械抛光床”。木板塞进去，机器就发出“轰轰隆隆——吱吱——叽叽——”的刺耳尖叫声。说话必须要对着对方的耳朵，大声吼。像吵架样的。

上班不大一会儿，整个车间就像似起雾了，我知道这是木销的粉尘飘起来造成的。车间四周架设有一圈很粗的铁皮吸尘管，与石油的输油管道一样粗，每个班组的机器旁都留有菜盘子那么大的吸尘孔，车间还有两个妇女推着两辆“吸尘车”，上下一人半高的八个吸尘布袋，在车间过道来回不停的吸灰尘，也不顶多大事。员工们大部分都没有口罩，只有极个别人戴了口罩，我想那可能是他们自己掏钱买的。

我对这个环境很不适应，精神快要崩溃。粉尘这么大，太危险了，极容易发生“粉尘爆炸”和“火灾事故”！可不在这里干，我到哪里去？我现在已经走投无路，只有咬紧牙关坚持下去，拼了！

我所做的工作就是将颜色、花纹、宽度、厚度相近似的小木块拼在一起，由师傅锯成“齿轮状”，我再将两块木板的齿轮对接，打上胶放在“压床上”压紧，胶干后就与木板融为一体了。接到一定的长度，干了再去做简单地“抛光”，然后运到车间门口的工位上再拼成大板，这样就成了一块块的木板了，这就是下道工序做家具的原材料。

这工作看似简单，其实危险性也蛮大的，必须上下先压紧，然后才能开第二个按钮，将两头朝中间挤压。我有一次，没把上面压好，先按了第二个按钮，两块木板弹起来打在我的脸上，鼻子打破了，流了满脸的血。幸好只是打破了鼻子，脸上擦破了点皮，没伤到眼睛，伤到眼睛那就完蛋了。

那样的话，我的人生也许就要改写，后面的故事也就不存在了。

我的师傅叫刘玉龙，和班长是老乡，都是湖南人。干活的时候我听师傅说，班长是这个班的老师傅了。上个月刚提拔为班长，他就该拿班长工资了。谁知工资发下来，当班长的工资比当师傅时还少了110多块，而且出勤的工时也差不多。他刚才是在用“记数本”写了一个“申诉状”，要求辞去班长职务，已经交上去了，估计老板不会同意的。

大概四点钟的时候，财务室的人到车间找班长，叫他去财务室领钱。他去了后回来就眉飞色舞地说：老板叫财务室的人给他算了一下，这个月是比上个月少了100多块。老板当场给他写了一张嘉奖单，记“小功”一次，补发了他100元钱。我觉得老板的办事效率还是满快的，一点多钟申诉，四点钟就有了处理结果。看来老板也是想留住人才。这也许就是“深圳速度”吧！

这样的工作对我来说，分分秒秒都是煎熬。就连上厕所我就不习惯，一间厕所三个蹬位，用银灰色的木板隔开，两个是男厕，一个是女厕。人多蹬位少，男男女女都站在一起等待，蹬位空出来后，男女混上，好尴尬呀！而且蹬位内侧用粉笔，红黑记号笔写得乱七八糟，什么“下面好痒”、“好硬啊”……还写了几首很黄很暴力的下流“打油诗”。还用记号笔画了几幅赤裸裸的“两性漫画”。这也可能就是那些所谓的文人说的“厕所文化”吧。什么“厕所文化”！垃圾文化，文化垃圾！清洁工也不擦一擦。

好不容易熬到五点半下班吃饭。我没有准备碗，师傅借我一个大的黄色的“搪瓷缸”，我就拿着这个“搪瓷缸”跟在师傅身后去排队打饭。卖饭的妇女接过我的“饭卡”用笔将15号的晚餐划掉，另一位就给我的“搪瓷缸”里打了一勺水煮的包心菜和一勺冬瓜片，自己到旁边白色的大塑料桶里去打米饭。

在我们吃饭的条桌前面摆了两张暗红色的简易中形圆桌和几把木凳，桌上摆放了五六盘小炒菜。我看到有青辣椒炒瘦肉，酸菜焖肥肠和几个青菜，还有一个鲫鱼豆腐汤。师傅告诉我，那是给车间主任以上的干部和行政上有级别的人吃的。

我确实饿了，吃的很香。师傅只打了一点米饭，我三下五去二就吃了一大“搪瓷缸”饭，准备去打第二缸的时候，师傅说：“少打点！吃不完剩多了，保安要罚款！”第二缸我只打了半缸。

等我快吃完的时候，我看到两张“干部桌”旁边围满了和我一样的员工。我问师傅，他们在干嘛？师傅说，他们等那“干部桌”的人吃完走了，好去抢剩菜吃。正说着，我看到最后一个干部站起来了，还没走开，那些和我一样的员工就蜂拥而上，抢到盘子就朝自己碗里倒。看看他们想想自己，我心酸到了极点，眼泪差点流出来。

吃过晚饭后就六点多了，我到保安室拿行李。一个保安骑个摩托车带我去安排宿舍。摩托车在一栋新建的五层高的楼房前停下了，我提了那红白相间的旧蛇皮包朝楼梯道进。看门的保安惊讶地说：“哎呀！你咋也来了？”我以为他认识我，就问：“你是哪里的呀？”他说：“我是唐河口的！你这家伙在家里最小也应该是个村长啊，咋也出来打工了？”嗨，是这么回事！我似乎明白了，他是看我浓眉大眼，有点相貌堂堂吧。我友善地笑笑没吭声。

看宿舍的保安给我安排在三楼大厅迎面的一张上铺，他指着下铺说：“你别看这下面没东西，其实已经有人了！”我说没事，打工嘛！就把行李放在了上铺上。我怀揣着41元钱又找到了昨天买东西的那家超市，盖被40元一床，铺被20元一床，一条红色的毛毯也20元。我就花20元买了一条毛毯准备盖，8块钱买了一个红色的塑料桶（洗脸，洗脚，洗衣服都能用），1块钱一个的红色塑料杯（刷牙喝水两用），一个吃饭用的黄色“搪瓷碗”5块，只剩7块钱想买铺的也买不起了。我一狠心就买了三包2元一包的湖南产的，最低档黄盒“芙蓉”香烟。剩下1块钱压在腰里。

（作者：张爱民 · 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