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父亲的政治交待

在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回老家看望独自生活在老家的年近九旬的老父亲。时隔四个多月没见到老父亲，他明显衰老了许多，但精神还算矍铄。

乘妻子和专门照顾老父亲生活的保姆阿姨在后厨做饭的时间，我和父亲坐在堂屋里闲谈。父亲一生健谈，记忆力也还好，谈到这次疫情灾难，父亲感慨颇多，但最让他感慨的是国家的力量、党和政府的力量。父亲说：“通过这次疫情，我感到我们的党确实了不起，这么大个国家，十几亿人，党中央一声令下，说封城就封城，说隔离就隔离，交通停运，村镇阻隔，控制住了疫情还没出现任何动乱，简直不敢想象。哪个国家、哪个政党都做不到。”说道动情处，父亲拄着拐杖的手明显在抖动，嘴角也在明显颤动。

“我们这个家庭有十八个人”，父亲把话题转移到我们家庭上来。“十八个人中有八个党员，不算多，也不算少，但我的孙子辈里目前只有四个党员，你一定要让我的小孙女入党，我的三个儿子都是党员，希望我的孙子辈个个也都能成为一名党员。”

父亲说的小孙女是我的二女儿，现在在中国疾控中心研究生院读研，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预防医学专业。现在有幸和她的导师团队参与新冠病毒课题研究。二女儿上大学时，父亲要求二女儿入党，二女儿也写了申请，但没上交学校党组织，她说想在参加工作后，用行动和业绩加入党组织。

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个有五十多年党龄的农村老党员。他一生对中国共产党，对毛主席怀着刻骨铭心的敬仰和热爱。父亲一生对财富看得很淡，可以说是视金钱如粪土，但万分看重政治荣誉。父亲这一情感，和他特殊的一生经历有关。

说起老父亲，不得不说他的苦难的童年。奋斗的青年，成就的中年，安详的晚年。

父亲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爷爷是一个石匠，父亲出生时，家境算不上殷实，但也衣食无忧。在父亲四岁时因奶奶不幸病逝，他的童年平静的生活戛然而止。

奶奶去世后，爷爷续娶，继母嫌弃他、排斥他，父亲小小年纪被遗弃，几乎成了一个流浪儿。他的二舅，我的二舅爷收留了他。

二舅爷家家大口阔，生活也很艰难。父亲六七岁时开始为二舅爷家放牛，因为无人疼爱，整天衣衫破破烂烂，还长一头的癞痢，样子十分可怜。

奶奶在世时，加入了当地的姊妹会，姊妹会里有一个和奶奶十分要好的张氏姊妹情同手足，二姊妹结婚怀孕后指腹相约，如果二人都生的是儿子，就结拜兄弟，如果都是女儿就结拜姊妹，如果是一男一女就结为亲家。

十月怀胎，奶奶生下父亲，她的张氏姊妹生了个女儿，于是姊妹俩约定，为襁褓中两个同龄娃娃定了终身，也就是俗称的娃娃亲。

父亲在他二舅家长到十三岁时，奶奶的张氏姊妹信守约定，决定要将父亲招为上门女婿，尽管当时的父亲形象邋遢，穷困潦倒。但人家姑娘却极不情愿，虽然也举行了简单的拜堂仪式，但是一直没有圆房。1948年，随着解放后新婚法的实施，传统的娃娃亲不受保护，这段有名无实的婚姻还是无果而终。

父亲在无助无望中又回到了他的二舅家。

后来，我的外公看到父亲十分可怜，但很勤快，又知根知底，家中缺少劳动力，就当捡个劳动力，于是就让父亲入赘为婿。从此父亲总算有了一个家。

父亲入赘到外公家是在建国初期的1952年。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父亲的人生也开始焕发出火热的青春。

我的老家在谷城县五山镇下七坪村，改革开放前叫金星大队，和全国的农村一样，新中国建立，通过土地改革，农村的农业生产热火朝天。父亲年轻时虽然贫穷，但好在勤劳，又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在那特有的历史年代，为父亲提供了施展抱负的广阔天地。

当年，科技还很落后，农业生产条件极其简单，为了改良土壤，增加产量，当时采取的办法极其特别，就是把农民家的老旧茅房拆掉重盖，利用多年的茅草房的茅草沤肥，把陈旧的土墙推倒砸碎当做肥料。父亲为展示他积极劳动生产的激情，一人一个晚上能把腾空的三间茅草房掀完。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作为突击队长，带领全区四百多名民兵修水库、修公路，不论在哪工地上，父亲都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和冲天的干劲，带领民兵突击队日夜奋战在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1969年，国家为了备战需要，在五山的大山里建设国家物资储备局三七九处，在为三七九处修公路时，一次为劈开最高最危险的山崖，父亲从山崖上滚了下来，摔伤昏迷三个多小时，送到医院抢救过来后的第五天，父亲不顾领导劝说，医生的阻拦，义无反顾地又回到工地上。现在想想，当年的父亲简直就是在拼命，当然父亲的拼命干也为他赢得了鲜花和掌声，区里和大队领导对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父亲没有进过一天学堂，五十年代初期扫盲速成班上他是最勤奋好学的一个青年。通过二年白天干活晚上学习的扫盲班学习识字，父亲达到高小文化水平，不仅能看书读报，而且还能做笔记，只是他的字体很特殊，有些疑难字就是用符号和笔划代替，所以他的笔记本上的字只有他完全能看懂。

父亲发奋苦学，快速脱盲。1959年区里成立扫盲工作专班。由于父亲在扫盲班里的突出表现，他被招聘为区里扫盲工作组成员，成为吃商品粮、拿工资的国家干部，和工作组其他成员一起下乡驻点一个村一个村地开展扫盲工作。后来，因为国家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发不了工资，实行精简国家干部的政策，父亲又主动提出回到农村，当时的他认为，不论在机关还在农村，都是在为党为人民干革命工作。

由于父亲的勤奋好学，又勤劳肯干，脑子还算灵活，表达能力也还可以。大队领导发现他是棵好苗子，就不断地培养他，提拔他。父亲也开始“涉足政坛”。从大队团支部书记，到民兵连长，大队副书记，六十年代后期他从大队第一任书记手中接过接力棒，担任大队书记，直到一九八三年被调到乡镇企业担任专职支部书记，到1994年退休。

父亲在担任大队书记的二十多年里，虽然谈不上丰功伟业，但也为大队和他本人争得了很多政治荣誉和光环。

当时全公社三十多个大队，特别六、七十年代，我们大队是全公社的一面旗子，1970年他也被选为当时的五山公社党委委员，是当时大队书记中绝无仅有的一个。他同时被县里推选为湖北省贫协代表，湖北省党代表。二次在湖北省洪山大礼堂参加全省贫代会、党代会。他有幸随县里组织的参观团到大寨参观学习农业生产经验，与有“农民总理”之称的陈永贵同志握过手和“铁姑娘队”队长郭凤莲谈过话。等等这些荣誉，成为一个贫苦农民出身的他光荣一生中念念不忘的人生的光环。前几年，我陪他到我大女儿家玩，从广东返回途经武汉，他执意要到现在的洪山大礼堂看看，四十多年后，故地重游，父亲百感交集、感慨万千，他甚至能说出当时湖北省委书记、省长、省军区首长的名字，能清晰回想当年聆听省领导讲话内容和场景，仿佛这一切就发生在昨天。

父亲对自己的子女管教很严，有时甚苛刻古板。记得小时候父亲每天到各队开会，检查督办工作，回家很晚。在没回来前我们兄妹四人总是依偎在母亲的身边听母亲讲故事，有说有笑，天真快乐。但一听到父亲回家的声音，个个都不敢大声说话了。母亲总是笑着说，“猫子回来了，老鼠们都不吱声了。”小时候我们几个就是这样在严厉父亲的管教下，在慈祥母亲的呵护下长大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公社电影队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到各队放一场电影。看电影是当时农村人唯一的文化娱乐活动。每当听说要在什么地方放电影，人们都奔走相告，尤其小朋友们更是欢天喜地。影幕一拉起，大人小孩们就早早抢好位置急切等待放映。记得每次放电影都是三部曲，首先是播放半小时左右的新闻简报，然后是父亲十分钟左右的讲话，之后才在人们“开始了”的欢呼声中放电影。有时放一部电影，有时放二部电影。

父亲在放电影前的即兴讲话，大人小孩们都安静而急切的听着。父亲讲的基本都是当下的农业生产安排和传达上级会议精神。父亲虽然文化水平不高，讲话时声音洪亮，吐词清楚，思路连贯，政治性指导性很强，我小时候总认为父亲是个很有水平和领导能力很强的人。

特别让我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发生在毛主席逝世后。1976年9月9日毛主席溘然长世，几日后毛主席追悼会，各大队设分会场。我们大队的分会场设在当时我上学的大队学校。当时大队学校有小学有初中，土胚房的校舍围成个“冂”字形，中间是一个大操场。追悼会当天，全村男女老少一千多号人都胸戴小白花站在操场上，学生们站在前面，大人们站在后面。哀乐声起，集体默哀三分钟。然后由父亲念悼辞，也就是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父亲本来文化水平不算高，虽然能读书看报，但整篇念悼辞确实很吃力，加之心中万分悲痛，念悼辞时一字一哽咽，一句一抽泣，念的很慢，校长看父亲又悲痛又吃力，想接过来替他念，父亲执意不肯，似乎不亲自念完就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念到动情时甚至放声痛哭，下面的大人们也哭成一片，有的甚至哭晕倒在地上。小孩子们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都低头和大人们一起抽泣。父亲对中国共产党，对毛主席的朴实而刻骨铭心的感情可见一斑。

父亲一生清廉，大公无私。记得在我八九岁的时候，一天中午放学后母亲让我拿上一个空酒瓶到大队油坊打香油。当时物质生活条件很艰苦，父亲虽然是大队书记，生活条件没有一点特殊，和大家一样过着清贫艰难的生活。

粮食和油料都是按人头平均分配。大队油坊会计姓游，是个名副其实的“油会计”。“油会计”有一本专门的油账本，哪一家打一次油就减一笔账。我去后，“油会计”给我把瓶打满油，悄悄对我说“我没给你们屋里减账，回去可别给你爹妈说”。我当时还小，不懂什么意思，回去后把“油会计”的话告诉母亲，母亲赶紧让我把油拎回油坊，说“会计要是不减账，你就把油倒回去，不然你爹知道要挨嚷（方言挨批评的意思）”。

我回到油坊，把母亲的交待给“油会计”说了，“油会计”无奈地摇摇头在账本上减了账。等到下一次再到油坊打油时我清楚地看到账本上会计减的账是八两。我明白了，这是“油会计”利用他手中的权力给大队书记的家行贿了二两香油，还不敢说。行贿者没有任何目的和意图，受贿者浑然不知情，这种特殊的行贿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也算是上了一堂清廉课。

在瓜果一半粮的年代，家家户户对自家的瓜果蔬菜都很看重，因为要靠这些填饱肚子。瓜果蔬菜不见了，女人们总会骂人解恨，有些泼妇些的甚至会站在高处，一手拿砧板，一手拿菜刀，边剁边骂“偷了我南瓜的你不得好死”，“哪个偷了我的冬瓜吃了烂肠子”，“偷吃了我的白菜，你会犯百病”等等不堪入耳的话小时候时常听到。

我们家的瓜果蔬菜，也有会被偷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父亲和母亲都不会做声，父亲甚至会感到内疚和自责。只有在吃不饱肚子的时候，人们才会干出顺手牵“瓜”、偷“菜”摸“果”的事情来。让人们吃饱肚子，是一个基层党员干部最大的政治任务。

现在，父亲老了。在老家安详晚年。即使在晚年，不能再做什么了，但他始终不忘自己是老党员。村里开党员会他从不缺席，对村里的不正之风他更是深恶痛绝，对看不惯的事情他甚至会拿拐杖戳地骂上几句。所以村里的党员干部和群众都敬重他，甚至畏惧三分。用他的话说，活一天就要活出个党员的样子来，这就是一个农民老党员对不忘初心的最真诚，最朴实的表达。

父亲一天天变老，身体也每况愈下。所以我们兄弟三人工作再忙都会尽量利用星期天回老家看望一下老父亲，生怕有一天短暂的相聚变成了最后一次分手。

每次回家之前，我都打电话告诉他，到家时大老远就看见老父亲拄着拐杖站在门前场子里向屋前公路回家的方向凝望，那是一个老父亲在期盼、在等候远方归来的亲人。

也许是感到自己时日不多，每次回家父亲总感到有很多话要说，之前，听到他唠唠叨叨感觉有些心烦，现在体会到老父亲酸楚依恋的心情，每次都静静听他述说自己风风雨雨、坎坎坷坷、风风光光、欣慰知足的一生。但是老父亲说的最多的还是希望儿子孙子们要做好人，要做好事，可以没有多大成就，但不能有政治上的污点。在他看来，儿子孙子孙女们都能加入党组织，有了组织纪律的约束就会少犯错误，甚至不犯错误。所以他不知多少次地反复说“希望我的孙子、孙女们个个都能成为一名党员”。

我想这也是老父亲——一个有五十多年党龄，一生追随党，忠于党、感恩党，一生没有离开过基层的农村老党员对他的后辈亲人们的一个政治交待吧。

作者简介：张佩学，男，现年58岁，中共党员，文学爱好者，现任谷城县恒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