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那几棵树

在我的记忆深处有几棵树，一棵是椿树，一棵是桑树，另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是李子树。它们陪伴我度过年少时许多美好时光，不知何时，已深深地根植于我的脑海里。

我家的宅基地是爷爷解放前就置办的，只有三间屋的基脚，且住着大伯和我家，人经四辈，最高峰时达二三十人。东西屋山头只有一人多宽的过道，屋后不足一丈，一年上头多数隐天蔽日，连一棵像样的树也长不了。原来房前倒是有些空间，尝试栽过一些桃树、枣树始终都没长成，台子边上歪斜着几株杨柳、榆树和苦楝树，还逐步被人口的不断增长而加盖厦屋所砍伐。生长在我记忆里的那几棵树，则是邻居的和野生的。

那棵椿树是隔壁谢婶家的，就长在毗邻伯父家的厨房屋檐下。在我们那里，椿树叫做“春天”(谐音)。阳春三月，春风化雨，光秃秃的椿树枝头，一点点慢慢地钻出翠碧泛红的嫩牙儿，渐渐地张开一匹一匹的绿叶，然后便是一树的绿波。那椿牙椿叶于清早，沐浴着露珠；于傍晚，掩映在夕阳里，始终泛着油光，尤为那椿树的鲜嫩芽叶是农家上等的菜蔬。鲜嫩的“春天”炒鸡蛋，滑嫩爽口。稍微老一点的香椿枝叶用来腌香椿，滴上几点小磨油，余味满腮。而我家不仅没有椿树，且母亲不爱吃也不烹饪那鲜物。只有在谢婶家大快朵颐之后，在我们眼企的目光下，才会送给我们家一些。我们如获至宝央求母亲也炒鸡蛋、腌香椿，小心翼翼地品赏着“春天”的美味。尽管春去夏来，椿树失去了它的特有价值而成了我们翻单杆荡秋千的所在，但站在它那浓密的树荫下，总有一股特别的清香味直入我的鼻翼。

那棵桑树，长在我家前边的塘堰边上，属于生产队集体吧却是野生的，属于我家呢又长在集体的地上。那棵桑树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怎么就长到碗口粗细，我全没在意，只是在它结出一咕噜一咕噜的果实——桑葚的时候，我才注意到它。桑葚红得发紫间或紫里泛红，像一个个晶莹剔透的玛瑙。轻轻地放入口中一咬，一股甜甜的浆汁便流进喉咙沁人心脾。所以，一到春末夏初，桑树枝丫里一个个小指尖大的桑葚由小到大，由绿变红变紫。只要看到树梢上有红的，紫的桑葚出现，我就卷起裤管，不顾桑树旁边爬满了荆棘，三下五除二攀爬到丈余高的树丫，捡那红润的紫透的桑葚摘，嘴里吃着，荷包里装着，手染红了，嘴唇染紫了，褂子和裤子也被挤碎的桑葚侵染着花一块紫一块，全然不管母亲不知该怎么训斥。有时候我在塘堰那边钓鱼或者割草，眼睛却不时地往那桑树上眇，生怕别人去摘那桑葚。唯有大胆的小鸟，发现了这美食，一只两只在桑树窠里上蹿下跳，刚撵走了又飞回来了，“叽叽嘎嘎”地吃饱了，便叼起桑葚一个弹射消失在远处。有时候那些小鸟衔在嘴丫的桑葚不小心滑落掉进了塘堰，“咕咚——”一个清响在平静的水面上溅起一圈圈涟漪，让人既增添了无限遐想，又哭笑不得。

那棵枣树，是村中小月花家里的。她家的屋场紧挨村道，一圈用荆棘和竹竿扎起的篱笆围着，一个长长的斜坡，斜坡上面种着各种菜蔬，坡顶上高耸着一棵枣树，足有二三丈高，笔直的树干有两握粗细，整个树冠枝繁叶茂。那棵枣树之所以进入我们的视野是因为它结出的枣儿比起其他人家的既大又甜。每年的夏天，那树上结出的白里泛红甜得如蜜的枣儿就成了我们这些半大小子觊觎的对象，我们总时不时地在她家的篱笆外面溜来逛去。光明正大地摘是不可能的，即使她家收获再多的枣子除了自己享用，宁愿拿到街上卖了换钱，也万万舍不得送给左右邻居吃上几个。我们总瞅着她家的大人（主要是他爷“老财洪”）不在家的时候用砖块石头“嗖”地砸在那枣树窠里，“咕噜噜”就有枣儿滚落到菜地里或是篱笆墙边上。如果他家没有人来轰赶，我们就用竹竿或是树棍去掏，伸长手臂在篱笆缝里去扣那些枣儿，大小好赖不管，手臂或者胳膊被划伤了也不管不顾，只要能够吃上就很满足很惬意。如果她家有人撵了过来，我们哄地四散逃去做鸟兽状，伺机再折返回来继续“偷盗”的勾当。常常气得“老财洪”胡子翘得老高只跺脚，看到他那“唇焦口燥呼不得”的样子，我们就像多吃了几颗大红枣儿。

为逃避贫困和落后，年少的我最终离开了村庄，离开了伴随我童年的那几棵树。现在看来，这些平常得再也不能平常的吃食或者水果，对于过去的我们来说，是那么的奢侈与稀罕。不管岁月如何流逝，我每每想念起那几棵树来，都有一丝酸楚涌上心头。   

（作者：樵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