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末夏初那一向的凌晨，母亲总像个监工催我起床，“快、快，跟家元他们弄草籽去！”
我迷迷糊糊，揉了揉惺忪的眼睛，挽着竹篮装起镰刀，深一脚浅一脚地朝村西摸去。天还乌漆嘛黑的。村里传来一阵阵的鸡叫。营子和田野还笼罩在浓稠的雾霭中。
说是弄，其实就是偷，要不咋会起怎么早呢？田野里已有三三两两的人影。不用问，那都是弄草籽的。
一片沃野，红花草籽长得绿油油、嫩生生的，像铺着的绒毯。“刷、刷”，镰刀飞舞，我们头也不抬，几分钟就割够了满满一大篮子，然后，挽起飞奔回家，生怕被队里发现扣了工分。
晨曦里，露珠挂在尚未蓓蕾的红花草籽叶尖上，亮晶晶的。那些本应该是生产队用来沤肥的红花草籽却成了我家那些猪的美食。
一九七几年的猪，是母亲的摇钱树，也寄托了我们一家人太多的希望。
一
一九七几年，“大呼隆”的年代。我们那里说起来是“两河夹一沟、一脚踏出油”的富庶之地，可人多田少，加之地势低洼，夏秋一遇连阴雨，到处一片汪洋。多数的年成，一个人360斤顶多420斤的口粮，还吃过“返销”。
很多的日子要靠“瓜带菜”打发，南瓜、红薯、萝卜成了餐桌上的标配和常客。虽没糟糕到饿死人，或一家人出门只有一条裤子可穿的地步，但一些家大口阔、不会操持的，一冬一春总闹饥荒。三不知儿会腆着脸端着葫芦瓢或油盐罐讨了东家借西家。一天只囫囵一顿饭，天一黑就卷缩到被窝里，又未实行计划生育，故而娃子就多得如同猫狗，一窝一坨的。正应了那句话，越穷越生，越生越穷。
在村里，如果谁不好生念书，家长就会指着鼻子骂：看你那榆木脑壳，早晚斗是个打牛后半头（务农）的。
那年月，动辄割资本主义尾巴，各家各户除了根据人口多少划分一块自留地，安个菜园，喂几只鸡以外，顶多再喂一两头猪。
记得有一年，我家喂不起猪，腊月间杀了一头猪交给国家一半自己仅吃了一半。而另有一年，交统购猪还闹出了笑话。我一想起那场面，就恼火。
为了早日完成任务，给家里尽可能地节约一点猪食，那段时间隔几天父亲就和伯伯站在猪圈外面估摸着猪的重量。看着猪基本达到上交标准了（120斤），早上用麸子掺萝卜煮一锅猛攻一阵子，直喂得圆滚滚的。父亲从队里借来一辆专门用来装猪的板车，喊来几个人把那猪“嗷、嗷”地塞了进去。父亲掌着把，我拉着牵绳，一溜小跑把猪往七、八里外的公社食品所拉去。
可到了那里，一过磅却差了二斤半。原来一路上那不争气的死猪拉过几泡屎尿，折了秤。从不抽烟的父亲，买了一盒香烟一个劲地上，脸上堆着笑，不停地说好话，把个教书先生的架子都掉在了地上。那个留着小分头、一个耳朵夹着一支烟的家伙，唬着脸，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不行！快拉走！我们收了交不上去，谁负责？”无奈，只好怏怏地拉回来，又喂了好几天才勉强像送瘟神似的交了上去。
二
村里大多数人家都养猪，一般养两头。一头交统购，一头杀年猪，而敢喂母猪的家户那是屈指可数。
我回想起那些往事，心里总有一些疑惑。按说，我们家在村里条件还算得上好的，父亲在外教书每月有二十多元的进项，母亲虽然踮着一双小脚，但也像绝大多数妇女一样干活挣着工分，大哥、姐姐、二哥先后回家务农，爷爷奶奶在伯父和我家吃派饭，就我和妹妹两张嘴吃闲饭，日子却过得紧巴巴的。
母亲一直盘算着要让全家的日子过得宽裕点，必须喂头母猪。她跟父亲掰着指头算了算：一个母猪一年可下两窝猪娃，一窝平均产10只，小猪喂到15斤左右，如果自己不留的话，可卖大几十块钱。那在一个棒劳力一天挣10个工分折算一两毛钱的年代，是很能抵挡一阵子的。
父亲是一个谨言慎行的人，打着破锣，“喂头母猪好是好，就是大人娃子要跟着遭孽，还怕生产队里找事啊！”
一向老实巴交的母亲抢白道，“吃苦总比没得吃的强吧，我一不偷二不抢，能给我咋的？！”
事实证明，母亲的眼光是独到的。因为她认定只要人勤快就饿不到肚子的道理。
在我印象里，我读小学高年级一直到高中一年级上学期，家里都喂着母猪。一般的人家，喂一两头肥猪都把人磨得够呛，而我家要喂头母猪一年再下两窝小猪娃到出栏，还要交统购、杀年猪，难以想象该是多么的熬煎。
那年春上，风还有点搔脸，柳塘里的水很刺骨，柳稍上才绽出一串串的鹅黄。周六的傍晚，父亲从学校回来背着一头小猪，黑色的，十几斤的样子。往猪圈里一丢，嗨！母猪给你们逮回来喽。
那以后，每次劁猪佬骑着“洋驴子”，吹着牛角号，打我家屋场台子前路过，看着我家那只日渐长大的小黑猪，都要停下来问一句，“那黑猪娃劁不劁？”没有人去理会他。
我不知道小奶猪咋就变成了大母猪。只知道往年买了小猪都要劁。劁猪佬摁住那小猪“嗷、嗷——”地直叫唤，在小猪的肚子上用小刀划开一个口子，掏出一坨粉红的东西割下来扔到房屋上去。不管是公的还是母的，就长成了克朗猪乃至大肥猪。
只到有一天，那母猪不好好吃不安生睡甚至翻过栅栏满村子乱窜。母亲说，八成是那死畜生在“跑花”呢！第二天，就让爷爷和我把那母猪赶往邻村王洲去“搭脚”。
那时候，我才十来岁，还没开窍。爷爷已六七十岁，肩膀上搭着一个大烟袋。我在前面牵，爷爷用根树棍在后面赶，那母猪根本不受约束，拼命地挣脱了脖子上的绳索，在乡道上、麦田窠里四处狂奔。爷孙俩慌作一团连忙追赶，只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上演了一出爷孙撵猪的大戏。
四、五里的路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那畜生连拉带拽地弄了去。被一个足有两三百斤、嘴里流着口水的大公猪“哼哧、哼哧”地爬了一阵子，才服服帖帖地跟着我们往回走。家元和香娃子总拿这事取笑我，我还莫名其妙的。后来才晓得那是母猪发情与公猪在交配呢。
三
喂猪最大的问题是饲料。在人都无法解决温饱的情况下，主要靠打野草。米糠和麸皮只能象征性地拌在野草里喂。哥姐出工了，妹妹尚小，母亲除了干活还要操持家务见天脚不落地，这就坑苦了才十二三岁的我。以至于我长了大半辈子，才一米六0的个头，勉强抵得上一头统购猪的重量。
每天放学一回家，我放下书包慌忙喝碗米茶，抓起两个馒头，挽起竹篮，拿起镰刀，边走边啃，直奔汉江大堤或者田间地头。有时候，为节省时间，就把淘篮带到学校里去，放学后直接到附近的田野里剜了猪草再回去，没少惹同学们笑话。
春雨过后，虽然青草长得格外肥嫩，绿莹莹、水灵灵的，可喂猪的野菜不像喂牛的草是成片的，而是一棵棵的、一窝窝的或是一丛丛的。有时，跑几个时辰还割不满一篮子，人早累得满头大汗。遇到春荒头上，大人早晨也喊我们起来先去割些猪草再去上学。那些猪们好像肚子总是空的，如果一顿不喂，就一刻不停地“哼、哼”。一会儿，猪槽给拱翻了；一会儿，猪圈的栅子门给扒开了；稍不留神，半人高的土墙也抵挡不住猪们的前滚翻。
有时候气急了，我抄起一把扫帚就是一通横扫，直把那些二师兄们撵得满圈乱窜。
有句农谚，见青打青就是不要猫儿眼睛。打猪草时，我们口口相传认识了很多的野草，如五月五、黄花苗、灰苋菜、牛尾巴蒿等等，也还因为那些猪们可能有鉴别哪些草能吃、哪些草不能吃的天性。即使我们误割了癞毒皮、猫儿眼或其他有毒的野草，它们也会自然地拱到一边。
有时候，我们要爬高上低捋一些比较嫩的构树叶、桑树叶、榆树叶。到稻谷田里去捞鸭鸭草、铜钱草，太阳就像一个大火球挂在半空，稻谷田里正如一个大蒸笼，上蒸下煮，汗流浃背，衣裤从来没有干过。每年，我们在门前的塘堰里养殖很多水白菜、水葫芦用来喂猪，可人接触那些水生物的根须之后手会发痒，钻心地疼。还要晒一些南瓜秧、构树叶，以备冬天填饱那些猪们的肚子。一年上头，春夏秋冬，我们成天挖空心思去张罗着各种各样的猪食料。
让我至今难忘的是捞水草。很多时候都是我一个人，茫茫四野，看不到一个人影。有时候，我会吓得毛骨悚然。蚂蟥叮、蚊子咬是常事。猛不丁从草丛里钻出一条蛇来，更让人胆战心惊。
但凡一个夏天过来，我的身上凡是暴露的地方，比如脑袋、胳膊和腿子，被太阳晒得黑不溜秋的，像头牯牛，尤其胳膊一年要蜕几层皮。
下秋了，水已冻得牙巴骨打颤，我还得到塘里、沟渠里和水库里捞水草。日复一日，忽冷忽热，一惊一乍，便落下了“打摆子”（疟疾）的病根。几乎每年都打几场，有时是隔一天一次，有时是一天一次，人烧得尽说胡话。冷起来又浑身发抖，盖几床被子都不滋事，整个人就像抽了筋似的，没有二两气力。
躺在床上，稍微清醒一点。心里就浮现着，水库镜面上倒映着一个少年挑着一担水草。岸芷汀兰，荷叶田田，波光粼粼，小鱼儿在水草间游弋……可是，哪有心情去欣赏这些美景呢？
而打猪草也有快乐的时候。那就是邀约几个伙伴在田野里边打猪草边天南海北地说古道今，嬉戏疯狂。实在累了，就躺在绿油油的庄稼窠里看蓝天上白云飘忽，听云雀在半空中鸣唱。每到这时，我像完全融入到了大自然，仿佛忘记了一切。
眼看着母猪的肚子一天天地大了起来，母亲让我给猪窝换得勤了，猪粪掏得更快了，哪怕是臭气熏天也在所不辞。那两天，母猪不停地将稻草往墙角落里堆积，母亲说：“这是母猪闹窝，要下猪娃喽。”
果不然，次日晚上10头粉红的小猪娃挤挤挨挨地卧在母猪的肚皮下一个劲地吸着奶。一个“垫窝”被挤在一旁吃不上奶，急得直哼唧，母亲就把别的小猪娃扒拉开让它吸着奶头。
母亲一动不动地眇着那些或纯白或白里带有黑点的胖乎乎的小猪娃，满是欣喜。
四
那年夏收刚过，父亲便对母亲说，“今年，无论如何也得杀头年猪还还人情，免得老是吃人家的。”就从出栏的猪娃中拣大的、壮的留了两头喂着。
大人忙种田，小娃望过年。我眼前无时不在憧憬着腊月杀年猪、喝血晃子汤的景象。而往往要把小猪喂养大也不易，特别是半大不小的克朗猪容易得猪瘟。那时，不知道是兽医技术差，还是那些猪们命薄，活蹦乱跳的，等发现病了，打着针，吃着药，可没几天就一命呜呼了。
呜呼了就呜呼了，我心里往往也好像没那么难受过。
那些猪们已长到三、五十斤甚至七、八十斤，丢了埋了多可惜，我们哪管母亲心疼不心疼，让大伯给死猪用开水汤了，刮了皮破了肚头蹄杂碎往茅缸里一扔，把肉清洗干净，剁巴剁巴，在锅里放上油盐佐料干炸一阵子，满屋子便弥漫出一种猪肉特有的香味儿。嚼在嘴里虽有一股子青霉素的苦味，但我们一个个吃得津津有味，嘴丫子流油。
有天傍晚下学后，我照例跑到几里外的石家滩剜了一淘篮猪草。当我拖着疲惫的双腿饥肠辘辘地回到家里，已是月上柳梢。进门一看全家老小正围着饭桌吃着热腾腾的炖钵炉。我心头的火呼地直冒，折身在屋檐下抓起一把土灰，撒到锅里扭头就跑。
母亲先是一愣，随手抓起一个棒槌，在房前屋后撵起我来。眼看母亲要逮住我，我便三把两把猴似的爬到了一棵树上，母亲在树下边喘着气边骂道：我看你个死东西，今天就别落屋了？趁她愤然离去的时候，我溜下树来。没想到她转身飞奔过来，一把薅住了我的领子，“梆、梆”就是两棒槌。我眼冒金星，头上立马鼓起了两个大包。
在我的印象中，那是母亲打我最狠的一次。她是在心疼被我糟蹋了的半锅肉片炖萝卜。
我暗暗地发誓再也不给她打猪草了。一天、两天……可一看到母亲忙碌的身影，满头的白发，还有那些饿得嗷嗷叫的大猪小崽们，我又提着淘篮不吭不嗯地出去了。
五
由于家境窘迫，直到我读小学四、五年级了，还穿着母亲纺织的那种靛青色的土布衣裤。一天下午，班上在湖边搞围湖造田，一个姓龚的女生不知怎么就当着大家的面拿我开涮起来：哟！孙玖子（我的小名）家里那么有钱，还穿毛蓝布衣裳？有的同学也跟着起哄，弄得我脸刷地一下红到了脖后跟儿。
晚上放学回到家里，我跟母亲死乞白赖地缠着要给我做细布衣裳。母亲说，“啥都想要，哪来的钱，拿嘴巴子给人家打呀？”我反问道，“卖猪娃的钱呢？”母亲怼了我一句，“你把颈脖子扎起来算了？”我赌起气来：“那就等我挑猪草喂猪娃卖了钱去扯布。”
第二天，我果真辍学在家，跟着大妈们去挑猪草了。父亲周末回来听说后，对母亲说：“是的，老大不小了，也该给他换身像样的衣服了。”母亲就领着我到大队双代店扯了两块细布。我记得很清楚，上衣是格子的，裤子是浅灰色的。拿到裁缝王大孃那里做了一套新衣，我才又去上了学。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穿细布衣服。
每每望着猪们摇着尾巴“吧叽、吧叽”地吃食；看到乡邻来我家逮猪娃，母亲点着花花绿绿的票子时面带的笑容；想到过年能吃上几顿肉，穿上新衣裳的情景，吃过的那些苦、受过的那些累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我的耳边时常响起母亲的那句话，“人只有老死病死的，没有累死的。”
1978年，我参加高考，由于底子太差而落榜。秋下，当有同学动员我去复读的时候，我心里不免打起了小鼓：家里这么困难，还要供我读上一年又一年，村里像我这么大的发小早都在家挣工分了。
母亲直叹气，一声又一声。父亲回来后，宽慰道：“去吧！怕啥？考不上举人考秀才，讨不到米有布袋。大不了少下一窝猪娃的。”
我复读去了。玩命地拼搏了一年，终于跳出了农门，拔腿去了古城襄阳上中专。再后来，母亲老了，抱上孙女了。分田到户了，家境日渐宽裕了。
一九七几年的猪们也远离我们而去了，留给我的只是一些日渐模糊的、苍凉而又坚强的背影，且一直是鞭策我砥砺前行的力量。
文、图由作者原文提供
作者： 孙俊，笔名樵夫，迄今为止，已在《汉水》《散文湖北》《当代作家》《金融作协》等报刊发表散文、小说百余篇。获得市级以上文学奖项若干。作品被收入多种文集。2000年出版小说散文集《遥远的汉堤》。与人合编“献给母亲”.散文卷《穿越世纪的风》。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襄阳市散文学会理事，《首都文学》微刊作家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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