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斌先生事略    

人类永远不应该忘记自己的老师，一切都是为了心的纪念。

开 头 几 句

一

此文刚刚写完，忽见报上登载了在第25个教师节到来前夕，温家宝总理进初中课堂听课的新闻。温总理不仅认真听了五节课，记了两页笔记，对五节课内容一一点评，最后还深情地对师生们说道：“无论一个人的地位有多高，贡献有多大，都离不开老师的教诲和启迪，都凝结了老师的心血和汗水，在老师面前永远是学生。”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9月10 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师节，谨以此文寄以怀思，垂念无数献身家乡教坛已然远去的师魂。

樊斌先生，原名樊志伸，老河口市赵岗乡西樊庄人，出生于1921年3月。1943年8月毕业于湖北省第八师范学校，1948年7月毕业于湖北省师范学院教育系，1949年8月由襄阳地区行署文教科介绍至光化一中任教。1983年超龄退休。1990年因病辞世，终年69岁，子女遵嘱归葬故里。清贫磊落长存世，一魂淡泊泯山水，先生平凡的一生至此划上句号。

樊斌先生在教育战线属于科班出身，他自幼天资聪颖，早年上省八师是由五战区政工队选优保送入学的，后又就读省师院是从社会上以优异成绩考取的。樊斌先生从事新中国教育工作41年，始终未离故土乡梓。先后在光化一中，袁冲区中学，薛集区中学以及区下的温岗、曾岗、福利、同兴、新面等中学小学任教。山乡辗转，辛勤倍尝，行而不述，苦乐自知。我从来没有听先生对人谈起过自身处境，但我相信，只要是一个正常人，就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年乡村学校客观状况的艰难和坎坷。

白发归来世事新，潇洒东风笑微曛。人怕三六九，七十古来稀，樊斌先生是过早地去逝了，但也略无遗憾，因为他简单直白却也不乏曲折的经历最终还是有了一个清白亮堂的结局。他看到了改革开放，受惠于改革开放，和那些与他经历相似的尽职尽命于家乡杏坛的同仁们一样，他们的遽归道山，算得上真正的仙逝，他们都是微笑着前行的，一如他们生前的矫健和睿智。

我母亲和樊斌先生是同事，后来两家又成了邻居，三间房两家住，东西偏屋各作居室，中间为厨房，共用一个大门。如此17年，相互亲近如同家人。虽然因为代沟隔膜，世事竣急，长幼之间几乎没有多的对话交流，但，桃李下有蹊，身教胜言传。世人曰，父母亲首先是自己最好的老师，先辈们生前应对生存的言行，至今仍然是我们这些后代做人做事的原则和动力。  

天地君亲师，中国人自古就尊师重教。现代人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一直想写写樊斌先生，把生活中零碎散乱的记忆拾缀起来，在我们这些后辈也行将老去之后，人世间还能有这位普通教师的一帧小像留存。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此，也谨建议市政协文史委，把全市教育战线已经辞世的平凡创业者们的逸闻志事，“规范地”纳入采编计划。

一门两户是我家和樊斌先生家的居住实情，烟熏火燎共厅共厨，一个大门进出几近二十年，用紧邻二字形容恰如其分。两家人老少九口，只有樊斌先生不在家住。从小到大，我一直称他为樊伯，称他夫人为樊妈。我知道樊妈没有工作，长年在家做家务。也知道樊先生是老师，在很远的乡下教书，不能常常回家。十几年间，工作紧张，生活紧张。岁月无情，匆匆即去。邻居一场的全部记忆，大而概之，仅此而已。文雅一点说，也就是紧邻疏客，咫尺天地。

当然，每年的寒暑假樊斌先生照例还是要回家长住的，但也总是过不了全假期，至少有一半时间要赶回学校参加思想学习或者教师集训。先生是建国前毕业的大学本科生,区里领导还安排他对青年教师进行业务培训。先生长子写回忆文章说，1973年秋天，他从自己的知青点张集区西冲公社步行几十里到薛集温岗中学去看望父亲，因为是周末，炊事员回家了，父子俩的晚饭就是在煤油炉上下了两碗面条。饭后，父亲打着手电到几里外一个学生家去家访，回来时已经十点多钟，点上煤油灯又开始备课，因为区教办安排父亲培训青年教师，第二天要开学。文章中写道：“第二天上午，三十多名老师来听课，父亲那温和的笑容，渊博的知识，娓娓的讲述，使课堂鸦雀无声。时而他也讲几句幽默的语言，这时便会引来一阵笑声。因为宿舍和教室一墙之隔，我在宿舍里也静静地听了两节课。”文章还写道：“父亲的领导和同事对父亲是尊敬的，前几年因工作关系曾偶遇洪山咀办事处的刘书记，谈起我的父亲，刘书记感慨的说，樊老师教了他父亲和他两代人，有很高的教学水平。匆忙之中言意不尽，充满了诚朴的师生之情。”

那些年，我们房屋四围是城郊生产队一大片菜园地。樊斌先生每次回城需步行60多里，到家时多为傍晚时分。留在我印象中最深的画面是，在夕阳的余光里，先生默头看着脚下，沿着一片碧翠中的小路，由东向西慢慢走来。这时候，早就在蹲在菜地边张望的儿女，就会猛地起身朝家里跑去，边跑边大叫，爸爸回来了！待先生走近屋门,樊妈已立在屋内一角微笑，儿女们早就上前接去父亲手中的包裹了。先生照例未进门先向大家问好，大人们也便寒喧起来，小孩子们更是叽叽喳喳，于是就有了一阵两家平时少见的热闹。

通常情况是，先生礼拜六下午到家，过一夜，第二天午饭后就要回转学校，在家中只能吃三顿饭。那年头，物资紧缺，樊妈千方百计也要给先生做点可口饭菜。三餐中必有一顿是臊子面，一点点定量的鲜肉就等着先生回家了才买来吃。实在没有肉了，就用韭菜或者茄子炒鸡蛋作臊子。三年困难时期，别说肉，要弄到蔬菜鸡蛋也得费大劲。我曾经问外婆，樊妈为啥非要做臊子面。外婆说，一是心疼你樊伯,二是你樊伯喜欢吃面。其实远非这么简单，长大后我才有点明白，喜欢吃是次要，重要的还是亲情，面条寓意长久，里面含有往来平安的心意。

樊斌先生中等偏上身材，胖瘦适中，五官端正，眉清目秀，有一口非常齐整的牙齿，面容谦恭和善，路遇熟人总是含笑点头，侧身让行。春秋时节常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解放装，一条深蓝裤子，黑尖口布鞋。冬衣也多是蓝色或浅灰色.衣服虽旧，但搭配协调，条理整洁，连风纪扣都不马虎，衬得人朴实大方、精干标致。外婆对我说，象你樊伯这样讲究的人很少见，话不用多，心口如一，只看穿着打扮，就明白这人不孬种。

二

樊斌先生平时很少说话，惜言如金。

樊斌先生在学校里如何，讲课的时候怎样，我不清楚，也不可能清楚，毕竟他工作的学校太远，而我们年龄也太小，缺少交流的条件。先生星期天回家，时间短，不可能跟我们小孩子谈什么，可是他跟左邻右舍，甚至跟樊妈，言语也不多。暑假里，晚饭后乘凉是邻居们拉闲话的时候，总是别人发问，他才说几句作为回答，极少主动和别人搭讪攀谈。他不吸烟不喝酒，也不嗜茶，没有什么朋友交往，亲戚们之间走动也少，他也从来不散步串门子，在家里不是睡觉就是看书。晚饭过后，他有时就叫上小儿子，把竹靠椅搬到菜地中间的田埂上，拿把大蒲扇，父子俩挤着躺下来，很久很久，直到樊妈连催带喊才回屋。

如果是寒暑假，先生在家时间较长，樊妈就常会把家住西城洞宾楼附近，但也在农村教书的弟弟叫来，炒两个菜，打点酒，让二人喝一杯。外婆说，这是叫他们弟兄俩说说话散散心的。

连我这个小孩子也觉得，樊伯虽然常常面带笑容，但少言寡语，沉默孤僻，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的确应该经常散散心。

当我长大了一些，开始敏感世事的时候，我曾问过母亲关于樊斌先生的情况。母亲说，你还小，说了你也不明白。但她又终于没有说。很久以后，我又问外婆，外婆摇摇头说，小人莫操大人心，你只记住，你樊伯有才就行了。

但没有想到的是，樊斌先生后来却跟我有过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长谈。

1964年夏天，正是我读初二的下半学期，放了暑假，母亲找人借了长篇小说《李自成》让我看。樊斌先生刚好也在家休假，知道我在看李自成，对我说，你看完了也让我看看。母亲听见当即说我，叫你樊伯先看。樊先生却坚持要我看完再给他。这件事之后不久，有天晚上，我和樊先生都在菜地田埂上乘凉。樊先生突然问我，你说李自成好不好看。我说，好看。他又问，为啥好看。我说，打仗厉害。他又问，除了打仗还有啥。我说，李自成为老百姓打仗，不怕死，讲义气。樊先生停了片刻，说，不错，你读进去了。我问他，什么叫读进去了。樊先生说，就是说你读懂了。李自成是农民起义领袖，造反是为了天下穷人，毛主席最赞成他。我大吃一惊，问，毛主席也喜欢李自成？樊先生说，当然。毛主席不喜欢不支持，这本书就出不了。樊先生接着告诉我，写李自成的作家叫姚雪垠，解放前就小有名气，是我们邻近的邓县人，抗战时候在老河口住过。樊先生说，那时候国共合作抗日，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打老日。当年老河口城中全国知名人士很多，姚雪垠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因为写了抗日小说《差半车麦秸》一举成名的。我当时在上中学，参加示威游行，看到过姚雪垠，个子不高，很结实，两只大眼炯炯有神。后来才知道，他那时候就在搜集李自成的资料，已经动手写书了。我听了有些不明白，说，一本书写了二十多年？樊先生停了停，答道，写本书可不容易，他给毛主席写信寄书稿，毛主席很高兴，鼓励支持他把书写完，否则，就是时间再长，他这本书也不一定写得出来。那为什么，我又问。樊先生又停了很长时间，才轻轻地说了一句，因为他是个右派。

我没有再发问，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樊斌先生五七年也被划成右派了。

我换了话题说，樊伯，你喜欢不喜欢这本书。樊先生答道，当然喜欢。文笔好，人物活，李自成是农民起义领袖，书上写的又是我们这一带的事，光化谷城浙川邓县，读起来格外亲切。我说，不知道喜欢这本书的人多不多。樊先生啊哈了一声，说，管他多不多，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正正当当地摆在那里，俗话叫“有麝自来香”，叫“不开口，不等于是哑巴”。

樊先生那天晚上说话很多，有些话还不太好懂，因为是破天荒的一次，我的印象就特别深刻，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樊先生说，李自成是英雄，但又有致命弱点，所以他失败了。人的一生，变数很多，但主见一变，就全都完了。我说，你有些话我听不懂。樊先生说，慢慢就懂了，你已经是个中学生了。

樊先生还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时间有时候就等于知识。

许多年后，樊先生已经作古，我因工作原因，调入省局机关。有次偶然和机关里一位年轻的老乡领导拉家常，没想到他竟然曾经是樊斌先生的学生。提起老话，他非常感慨地说，樊老师有水平，课讲的真好，可惜生活条件太差，经常用三块砖头支个铁锅煮面条吃……如今，这位年轻的领导已经被选拔到北京工作去了。我想，学生的印象和成就，就是对樊斌先生当年艰辛的最好回报。

的确，时间有时候就等于知识。长大成人，涉世渐深，我也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的大意，明白了樊斌先生一贯少言寡语的自然。

公元1969年，樊先生一家，除了他自己仍在乡下教书外，城中的家人也全都下放农村，回到了老家赵岗乡西樊庄。

这一去，我们两家人基本上就没了联系，极偶然的路遇之时，也是一言半语匆匆即别。

1976年，文革终于结束，各项政策逐步落实，樊先生一家返城定居城北拦马河老宅。1979年樊先生右派问题得到平反，借调光化县方志办工作，虽然行政关系未动，但历经23年的雨雪风霜之后，樊先生这之后，有了空闲，樊先生就会到我家来坐一坐。外婆也一定要留先生吃顿饭，最多的还是臊子面。茶余饭后，我陪先生聊天，断断续续知道了他的一些故事，樊斌先生在我心中也终于有了一个虽然朦胧但轮廓大致完整的形像。

樊斌先生姊妹七人，弟兄五人，先生行二。因自幼机敏过人，邻里乡亲多有赞誉。11岁那年，一股土匪袭扰光化县，在拦马河抓走了樊斌先生和其三弟当肉票，要挟家人两天内拿出二百块大洋赎人。因家中困窘一时没有凑齐，土匪接着便向豫西流窜，樊斌先生弟兄俩也就随着被掳走。两个十岁左右的儿童，跟着土匪生活，每天端饭端水，喂马遛马，稍有不慎，拳打脚踢，生死难定。多亏樊斌先生眼尖手快，处处照顾弟弟，两人才少受许多打骂，保全了小命。一年后，土匪窜入陕南洋县，一天晚上被官兵包围，一夜激战，多数被歼，少数四散溃逃。樊斌先生带着弟弟趁乱逃命，才得以脱离虎口。

后来，两个多月中间，先生带着弟弟，风风雨雨一千多里，吃野果住山洞，九死一生，靠四处乞讨回到了家乡。此事一时广为传播，人们交口称赞，都说樊斌先生人小心大，处事沉稳，将来定能干大事。樊斌先生的父亲也不惜卖掉部分家产决心供其读书上进。樊斌先生没有辜负亲人的重望，小学、初中、郧阳联中、省立八师，一直到考入湖北省师范学院，始终追求上进。上学期间，全国抗战，樊斌先生身为学生，深明大义，只要学校举行抗战活动，他都踊跃参加，从不落后。

谈到被土匪抓票一年多的故事，樊斌先生说，我从小胆子大，在土匪窝里，我做事勤快，土匪头子就叫我伺候他，给他喂马。有次不小心，我吃饭摔碎了碗。这是土匪最忌讳的事，谁打碗必杀谁的头。因为碰巧没人看见，土匪们抓住我又踢又打，逼着叫我承认，我就是打死不说话。土匪头子也无法，提了杆枪跑到一个羊圈里，胡乱开了一枪，放过了我。  

樊斌先生忆起往事，也常常不无遗憾。他曾经对我说，胆子大，求上进，这些都是优点，但年轻人常常容易冲动，遇事单凭心气个性，不计长远后果。而这种时候往往又都是人在顺境当中，激情一上来，什么都不放在眼里，过后就只会留下悔恨。我想这可能是先生心中真正的感慨吧，就问他当年写了什么大字报划的右派。樊先生没有正面回答，神情很坦然，也很淡然，他轻轻地说道，二十多年了，没必要再提它。只是一点，不管当时的客观情况如何，自己总的还是不理智，不冷静，回过头细想想，尽管心是好的，可是，只有好心不行，重要的是方法，因为社会不止是你一个人。又说，人一辈子很短暂，现在看起来，我算是过来人了，其实，过来不过来都无所谓，好人也罢，坏人也罢，谁都躲不开命运，命运就是你自己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我这六十多年，求的就是一个问心无愧。

温文而雅、彬彬有礼的樊斌先生，何尝只有书生的柔弱之气忧烦之思！他的文静之中有着和众多为人师者一样的洞明和深刻，有着他们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相同的宽广胸襟和旷达情怀。无私无畏，不怨不悔，是他们身上最清晰的烙印。

明归有光在《畏垒亭记》一文的最后写道：“寒风惨慄，木叶黄落，呼儿酌酒，登亭而啸：‘忻忻然谁为远我而去我者乎？谁与吾居而吾使者乎？谁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写出了一种呼唤志同道合者，誓欲奋起精神大干一番事业的强烈愿望。我以为，这种抒写，应该献给从事故乡教育事业的代代先贤们。

樊斌先生早已逝去，但他们那一代人的爱国精魂没有消失，也不可能消失。他们憧憬和祝愿伟大祖国日益昌盛的呼喊，必定是一种永远的高亭长啸。

（作者：卢 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