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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荒煤:文艺战线的老兵,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功臣

时间:2019-07-25    点击: 次    来源:文学襄军    作者:阿弘 - 小 + 大

陈荒煤原籍湖北襄阳。1913年12月23日出生于上海,故小时又名沪生。笔名有漪之、漪萍、梅白、陈荒煤、沪生等。父亲是同盟会成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的活动。这些革命活动,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他说:“我的父亲是一个革命的失败者,可是,他不会想到,他仍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一颗神秘而朦胧的革命种子。”《荒煤研究资料·一颗革命种子的萌芽》1925年,荒煤的父亲谋到了一个矿山警察所长的职务,便举家搬迁到湖北大冶铁矿山。荒煤回忆童年时说:“幼年的生活中没有什么乐趣,经常感到孤独和寂寞,感到自卑和屈辱。”于是,他从“古典文学作品寻求到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得到一套可以自我安慰的人生哲学。”他“那颗被贫穷,忧愁,孤独屈辱蹂躏得枯萎的心苗,又从丰富的文学世界里,汲取了各样的善良的心灵的温暖,真挚的感情,友情,爱情的雨露和阳光。终于苏醒和茁壮起来。”《荒煤研究资料·母亲给我留下的遗产》

1927年,陈荒煤随家迁往武汉,读高小,并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起,他在汉口湖北省立二中商业专科攻读了三年。1932年加入武汉左翼戏剧家联盟。同年秋天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开始小说创作。发表在北平《文学季刊》上的短篇《灾难中的人群》是其处女作。在上海期间,他的两个短篇小说集《忧郁的歌》和《长江上》先后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1937年夏,陈荒煤抵北平,“七七”事变后参加了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流亡了山东徐州、河南一带。1938年秋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文学系任教。次年春率“鲁艺文工团”赴华北抗日前线采访,创作了《刘伯承将军会见记》、《陈赓将军印象记》、《一个厨子的出身》等十几篇报告文学作品;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又到农村部队采访,写了《模范党员申长林》等作品,后结集为《新的一代》。

1946年起,陈荒煤先后在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北方大学文艺研究室工作,并主编《北方文化》。1948年后,先后在天津、武汉参加军管会文教部的工作。

建国后,陈荒煤长期担任文化领导工作,先后任中南军区文化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结合领导工作的需要,写了不少文学评论,提倡创造新的英雄人物,1952年有论文集《为创造英雄人物的典型而努力》出版。“文化大革命”中长期受迫害。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陈荒煤历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顾问,文化部副部长、顾问,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等职,这期间除了继续主持电影工作外,撰写了大量文艺评论,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经验教训。热情推荐佳作,扶掖新人,在繁荣创作活跃理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著有评论集《解放集》(1980),《回顾与探索》(1982),《荒煤文学评论选》(1983)和《攀登集》(1986)。这时期,他又恢复了中断多年的文学创作,振笔写了许多回忆,纪念性的散文,如《阿诗玛,你在哪里?》、《忆何其芳》、《怀念君里》、《忆老崔》、《不能忘却的纪念》、《阿丹不死》、《一颗企望黎明的心》等等。连同过去发表的散文结集为《荒煤散文选》(1983)。近作有《荒野的地火》、《难忘的梦幻曲》、《冬去春来》。

陈荒煤的文学生涯凡六十余年,在文艺领域里具有多重身份。他专事创作的时间,恐怕不及他在戏剧、电影和行政领导工作方面的时间长;就数量而言,他的文学创作与文艺评论的字数不相上下。与他们这一代的许多作家相同,他是在革命文学的感召下步入文坛的,文学是他从事革命活动的武器,他们首先是革命者。因而,当革命需要时,他便毅然放弃创作而走上文艺领导岗位,但作家的气质又使他的评论文章,不以权威自居,没有通常的“理论”面孔,重视艺术规律,强调“文学是人学”,繁荣创作、活跃理论。可以说,在文学创作、文艺评论和行政领导诸领域,他都颇有建树,为我国的革命文艺事业做了应有的贡献。

提起陈荒煤,许多人都知道他是文艺行政领导、著名文艺评论家,而对他的文艺创作却知之甚少或茫然不知。但是荒煤的小说、散文创作不该被遗忘和贬低。朱寨先生在《文学评论》(1993年第二期)上发表的文章,就鲜明的冠以《作家荒煤》的标题,既是为其正名,亦是对多年来冷却荒煤文学创作成就的一个反拨。

诚如朱寨先生所说,荒煤“是在时代和革命文学的同时召唤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始终与时代同步,且行且吟。……时断时续,但在每一重要文学历史阶段上,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留下了不可泯灭的足迹。”

在荒煤六十余年的文艺生涯中,他的文学创作时断时续,但亦相对集中。观其大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三十年代中,以小说和抒情、叙事散文步入文坛;抗战时期,以报告文学而名世;十年浩劫后的新时期,以回忆、纪念性散文见长。其创作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和散文。

1934年发表在《文学季刊》上的《灾难中的人群》是荒煤的处女作,这篇描写1931年武汉大水灾的短篇揭开了他“文学创作的序幕”。1936年和1937年,他的
两部短篇小说集《忧郁的歌》、《长江上》相继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奠定了他青年小说家的地位。

《忧郁的歌》和《长江上》不同于一般的短篇小说集,其中的作品仿佛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有无形的经纬编织其间。这无形的经纬便是“大革命情结”。荒煤少年时代在武汉,当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斗争浪潮曾使他热血沸腾。他在革命的高潮中受到洗礼,又在革命的失败中受到跌挫。大革命的火光和血影在狂热而并不深谙革命的少年心灵上留下了火灼的印记。火光始终萦迴于他的脑际,血影则是他心头上不能愈合的创伤。为此,他“不止一次徘徊长江边上,望着滚滚不尽浑浊的波浪”,唱出了一曲《长江上》的《忧郁之歌》。

这两部短篇集里的作品,所写的人物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命运都直接地与那场大革命的兴败相关。轮船上的水手,码头上的工人,失业的职员,失意的青年,都是因大革命失败而失去安身立命之地的漂浮流亡者,有的则是革命退潮后的遗留物。作品里写以“抛包”(走私)为目的的夜行货船的肮脏污浊,写挣扎在重荷下的码头工人的痛苦呻吟。……这是一个更隐蔽、深沉、斑驳的社会底层。“泛滥着灾难和饥荒”的社会相,则是或隐或显,或浓或淡的背景和氛围。凡此种种,极易使人想起高尔基的剧本《底层》和流浪小说《马尔华》、《切尔卡什》等。无怪乎,杨义认为荒煤的小说“字里行间跳跃着高尔基早期作品的某些音符”。不同的是,高尔基作品中的流浪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盲目反抗者,带有无政府主义情绪的“一时的英雄”,而荒煤作品里的青年人,则是作者所熟悉的同龄人,狱中的难友。在这些革命青年身上闪烁着革命高潮时的火光。在一些失意青年身上留有革命失败的血影。这火光和血影正是作者亲身经历的。

这两部集子出版在抗战前的“密云期”,小说中忧郁的气氛和情调,当时在时代的阴霾下“由生活所引起的浓厚的忧郁”,“苦难所蒸发的时代的忧郁”。忧郁不是颓丧感伤,而是“蕴孕着希望和期待、热情与欢乐、冷静和思考”,它预兆着沉默中的爆发。

与小说创作同时,荒煤的散文创作也开始起步。《一颗被人撇弃的砂子》可以说是作者少年的自我写照。虽然他也是“在一条污浊的弄堂里生长的孩子”,但由于纤弱羸瘦的身体和父亲只让他读书的管教。成了一个怯弱的孩子,而受到黑孩子的卑视,如一颗被人撇弃的砂子,感到被囚在一个狭窄的笼子里。文章抒写了同污浊的弄堂里捡垃圾的黑孩子的认同感和企望黑孩子们接纳他这颗被撇弃的砂子的自怨、自谴。《饿》写的可以说是在社会的镜子面前的自省。一个童工在烟雾呛人的铁匠炉前终日劳作,满头满脸的黑灰,赤裸污黑的胸脯随着风箱起伏;一个六岁的孩子为了讨饭吃,被一个中年汉子当作耍把戏的工具,扭曲跌滚,惨不忍睹;邻居是一个失业工人,有一次街头相遇,他客套地问一句“吃过饭没有?”结果引得对方怀中的孩子喃喃叫饿,邻居便以埋怨的神情瞪了一眼苦笑而去。作者写道:“我看见无数的嘴张着向我叫,他们在叫——又象是我也在叫:——我饿了”,在社会的镜子面前,作者不再自怨自艾、顾影自怜,放开了胸怀,眼光向下,看到了社会的黑暗与不义,决心与之抗争。随着视野开阔和时代的发展,荒煤的散文伸到社会革命领域。《记十二月二十四日南影路》及《续记》、《我们失去了什么》、《怀念》等,就是描写群众示威斗争,救亡宣传活动的纪实文章,充满着革命的激情和希望之光。《记十二月二十四日南京路》,描述了1935年冬上海市民一次声势浩大的群情激愤的场面,坚如磐石的游行队伍。节奏急促,场景速变,感情涌腾,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这类纪实性散文标示着荒煤散文发展的方向。荒煤所写的抒情、叙事散文、或深深地作着内心自我剖析,或在简明的场景勾勒中融进自己浓重的感情,初步形成了散文创作的基本风格。

抗战爆发后,荒煤戎装入伍,走上前线,深入敌后。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作为战地记者,荒煤有意识地将报告文学这个战争年代崛起的新形式,文学的轻骑兵,作为自己创作的主要形式。他说:“直到1939年春作为一个记者到太行山抗日前线的八路军中进行采访时,我才明确要以写报告文学为主。从此,到四十年代,也就很少写小说和散文了。”《陈荒煤散文选·自序》这期间,他写出了一批富有时代特色和浓郁战斗气息的报告文学。其中《刘伯承将军会见记》、《陈赓将军印象记》、《一个厨子的出身》和《模范党员申长林》等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刘伯承将军会见记》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专访。作者主要刻划的不是人物的外形,而是人物的精神风采;主要记叙的不是人物的战功伟绩,而是人物的人格力量。在一个篇幅不长的战地人物速写中,传神地展现出了刘伯承将军高瞻远瞩、知己知彼、俯瞰全局的战略家的风采。堪称不可多得的佳作。刘伯承是中外弛名的军事家。作者是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战讯中,在晋东南线一个山沟的庙宇里见到将军的,荒煤没有直接介绍当时的战争环境,然而却写出了一种磅礴弥漫的战争气氛,那就是战争的消息如同暴雨传遍了太行山的情景,并以此背景烘托了刘伯承将军。作者笔下的将军“安静温雅而可亲”,与意想里的粗犷威猛不相符合,“他身材并不很高大,胸稍稍有些佝偻,但是有宽的两肩”。面对大军压境,他没有凌厉急躁的锋芒 ,也不是胸中自有百万甲兵的成算,而是面对着军事地图,冷静客观地分析敌情。作者没有避讳将军在战争中失去一只眼睛的生理缺陷,因此他读书不能离开桌上的小放大镜,他自己也惋惜感叹“眼睛不行了啊”但就靠着一只眼睛和受损伤的胸神经,将军应付过无数艰苦的战役。在这里,将军深凹的眼睛,像断臂的维纳斯,不仅无损于将军的高尚形象,而别有一番魅力。作者还反复写了将军的笑,他的笑开朗而活泼,“笑的时候,脸上就象闪耀着刚晴天的太阳一般的光辉”,“那笑是那么充满了生气而又有力量”,他的笑由于自信,是雍容自如的大将风度。将军是著名的儒将,即使在战斗频繁的环境下,他还对照俄文本仔细阅读中译本的《联共党史》。他说这是本好书,并赞叹书尾引斯大林的一段话引得好。他说:“群众就是地母,我们现在就要靠地母才能作战哩。”这一细节看似闲笔,实则是画龙点睛之笔,写出了这位常胜将军的常胜之道。这篇报告文学字数不多,却开拓了深邃的空间,笔意跌宕奔突,文中自然氛围的渲染,乌云和太阳意象的反复交叉出现使之不同于一般的记实铺叙,而具有抒情散文的特点。

《陈赓将军印象记》是一篇从多层次去开掘的优美的报告文学,可看作是《刘伯承将军会见记》的姊妹篇。这两篇作品所写的都是八路军的名将,有着某些本质的共性,却毫无雷同之处。在作者笔下,陈庚也是一个丰富多彩个性鲜明的人物。作者以主要篇幅写陈赓的战斗生涯。这位将军机灵理智,细心大胆,运用巧妙的战术“使庞大的铁流在自己手里操纵自如”。他领导的三八六旅曾在两年里作战二百一十次以上,在一个月里接连进行了三次有名的大战役,其中长生口之战、神头伏击战、长乐村战役、香城崮战役,写得翔实具体。在作者笔下,这位传奇式的英雄,却有着英俊、文雅、“象一个大学生”的外貌,继之又显示出“硬是一个军人”的果敢、豪爽,大声谈笑,甚至暴风雨般的性急、叫嚣,他那“直朴与坦白”的性格。作品除了表现这位中外弛名的战将在战斗中冲击博杀,出生入死的一面外,还写了他的个人身世、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温和可亲的一面。他曾有一个妻子,结合不到两年,为了革命便分开了。后来他被捕关押在监狱一直到双十二事变后才放出来。他们在前方刚重
逢聚会不久,她却牺牲了。他还有个失去联系的孩子在上海,他只能推想“一定当童工了”。丧妻失子的痛使将军夜不成寐,在静寂的月光下,在打麦场上独自沉思徘徊。苦难使将军更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我现在。什么也不想,一生把什么,真是的咧,把什么都贡献给革命了,自己还有什么?”所以他是如此热爱革命的后代。在日常生活中,他与宣传队的红小鬼开玩笑、做游戏,与老乡闲谈,和蔼可亲。作者还在文章中穿插了敌人的日记和未发出的书信,借敌人之口来赞扬他。这样多角度,多层次的描写,使人物性格得到了多方面的开掘。同样是篇幅短小而内容丰富的精炼之作。
《一个厨子的出身》是一篇饶有情趣、写法别致的报告文学。年轻的“老厨子”有一段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他本是地主之子,十四五岁时离家出走,浪荡红尘,后来在长沙开了个“三和酒家”。生意越做越红火,成了长沙市中的首富之一。正当他春风得意地挥洒金钱,尽情享受之时,日本人的
飞机轰炸长沙,饭店被炸,富丽堂皇的“三和酒家”瞬时成为废墟中的灰烬,这“一下子毁灭了这个青年人的荒唐梦”。他心里“炽燃着民族的仇恨”,奔向了光明的所在——延安,加入了革命队伍。开展生产运动时,他又重操旧业,创办了“西湖”饭店。虽然他在熊熊的炉火旁,那繁华的往事还会在脑海里刹那闪现,虽然他还保持着苍白的皮肤和脸色,但是他“在那被毁灭的财富的废墟中间站了起来。他成长起来,如同我有一次从一个被毁灭的城市经过,在街旁一些残砖破瓦中所看到的一些不知名的奇异的花朵一样”。作者写这篇作品就是要说明:“抗战在中国激起了大大的动荡,象从一个大摇篮里,把许许多多生活在安逸中的青年荡了出来”,而且走上了革命道路。作者从某村的小街写到饭店,再写到“老厨子”奇特的生活道路,不仅曲折有致,而且借人物自述来写,具有娓娓而谈的风趣。作者将写小说的手法,熟练地运用于报告文学,用的是那样自然、熨贴,显示出了作者的艺术功力。

《新的一代》是一篇写抗日宣传队的群体的报告文学,写出了一群孩子的各自不同的遭遇和历难。“这些孩子都是被敌人底炮火赶出了母亲底的怀抱的,大部分生长在农村,丰饶的河北土地上。他们的童年充满了中国农民悲惨的生活阴影,如今,更使血污渗透了他们幼小的心灵,使他们熟悉了战争,而在战争中渐渐壮大起来了。”作者的艺术功力表现在:以简语概述他们的家世经历,以传神的肖像描写刻划其性格,以对话(有时辅助以诗)表现其神情,进而揭示其内心世界。在他们身上,反映出了我们民族的苦难和在“战争的血污中”的蜕变。从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中,看到了我们民族的希望之光。

《模范共产党员申长林》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所写的一篇长篇报告。是作者自觉地以新的形式去表现新的人民群众的努力,在他的创作中具有某种标志的意义。这篇作品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新写作作风”(毛泽东语)的名篇之一。

荒煤的报告文学着重于对人物性格的刻划,能够运用小说的写人技巧去深刻揭示并多层次地表现人物性格,这是他高出于同时代其他报告文学作家的地方,也是他的报告文学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这一时期,荒煤除报告文学外,还写了短篇小说《在教堂里歌唱的人》和《无声的歌》。这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历经劫难,青春年华消蚀殆尽,最终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感受到了“从黑暗的牢狱突然置身灿烂的阳光下”的晕眩与狂喜。从作者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主人公身上有作者本人的影子,或者说是作者经历和感情的外化,所以写得情真意切。这两篇小说在艺术情调上是《忧郁的歌》的《长江上》的延续;在思想内容上则是对以往那段历史的返照回报。

建国后的十七年,荒煤完全放弃了创作,而以文艺行政领导的身份写些评论文章。十年浩劫后,他又振笔写了许多回忆、纪念性散文。如《阿诗玛,你在哪里?》、《忆何其芳》、《怀念君里》、《忆老崔》、《不能忘却的纪念》、《阿丹不死》、《一颗企望黎明的心》等等。

这些散文记事翔实,感情深挚,倾注了作者刻骨铭心的思念之情。他所记述和描绘的人物多是他的挚友,有的还是他的下属。他并没有把这类文学写成泛泛而谈的应景之作,也没有写成功德录——如当时许多回忆文章。而是以自己独特的切身感受去描绘一个个真实的人物,通过一些细节去表现对象的“灵魂”,显示“他们灵魂深处的真挚可贵的东西”。

《忆老崔》回忆他与崔嵬的“长达四十多年的友谊”中的“二三事”,却以小见大,全面写出了这位著名演员、导演的革命生涯和在艺术道路上的跋涉攀登。崔嵬为人豪爽挚情,在艺术上精益求精,“永远追求较高意境”。他有着善于发现演员和锤炼演员才能的天性,他的固执,这些在作者笔下,都写得十分生动感人。作者无意把崔嵬写成“嵬嵬然十分高大的英雄”,却写出了“彪形大汉”和“感情丰富细腻”的艺术气质集于一身的崔嵬。

《一颗企望黎明的心》通过两个日常细节,画出了丽尼为人的真挚。而丽尼本名郭安仁,是现代著名散文诗作家。文章中说:“我踏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安仁是我的引路人。”当时贫穷的文学青年荒煤寄食栖息在丽尼家的蜗居亭子间,而丽尼夫妇已是有两个孩子的四口之家,生活十艰窘,仍无私地关怀、资助荒煤。有一次,他碰上一部著名的新片上映,因为手头无钱买票,又羞于开口,便将身上的长衫当了,丽尼的妻子为此生气了,便向丽尼告了状。“可是安仁却笑了,给我钱让我去把衣服赎回来”。但另一次,当他有一笔稿费,想报答朋友,统统给丽尼家买了东西,并给孩子们买了一双较好的皮鞋,“安仁却生气了。”他描写道:“他一生气,那张白的脸儿在灯光下就愈加显得苍白”,却只“皱着眉头,不断地吸烟”。“而我也是一个闷人,又不愿认错”。两人隔桌对坐,在一阵阵的烟雾中一直坐到夜静。最后,丽尼站起来长叹一声,温和地批评说:“你真是孩子气,你真不知道撑起这一个家多不容易,以后不能这样随便花钱。睡吧。”真是一曲友谊的颂歌。

在缅怀周恩来同志的两篇文章中,《永恒的纪念》记叙了一件往事。文章写的是,在鲁艺时,为实践和贯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他和其他同志接受任务,创作了一部反映敌后斗争的话剧《粮食》。周恩来同志在日理万机之际,给予特别的关注和精心指导,从选择生活基地到审读剧本初稿;从批准排演经费到观看彩排;从正式演出到演出后听取群众意见……。如此具体地描述周恩来同志对革命文艺事业呕心沥血,苦心孤诣的文章,在同类题材作品中尚不多见。作者写道,而且从那以后, 周恩来同志始终不渝,数十年如一日对文艺事业投入了大量艰辛的劳动。“许多作者、演员和总理做过彻夜的长谈,许多单位留下过总理深夜来访的足迹,亲切的谆谆教导,爽朗的笑声,甚至合唱的歌声。”作者对周恩来同志充满了敬爱之情。他称周恩来同志“也是我们文艺战线上的‘总指挥’、总导演”。作为一名老的文艺工作者,荒煤每提及周恩来同志的时候,都是一种老兵对自己统帅的深情。《你是怎么想的》,主要写他当年因为所谓在电影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而被批判后又只身下放到重庆。正是在心情委曲悒郁、处境冷落的逆境下,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特意关怀和慰问,如统帅对自己手下老兵的体恤。当年那场对“夏陈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使荒煤被“下放”到重庆。周总理陪外宾来重庆,准备找他谈一谈,听听他的意见。因为急事,总理提前离去,没有谈成。陪同总理的同志回北京后写信告诉他,在返京途中的飞机上,总理还关心地谈到他,因为没有时间和他详细谈觉得遗憾,然后说了一句:“不知道荒煤怎么想的?”对于手下的这位老兵,总理是了解的、信任的。对建国以来整个电影事业,总理是充分肯定的,认为是“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一个异峰突起的空前纪录。”因此对荒煤的被“发配”,总理显然可以体察到他当时的委曲心情。作者终于未能向总理吐露真情,以致造成终身遗憾。从此眼前总是“清晰地看到周总理那双明亮的眼睛凝视着我”,以“浓眉下沉思的神情”,“深沉而坦率地问:‘你是怎么想的’?”
荒煤的这些散文都是“郁结和积压”多年的感情爆发。其中既有对亡友灵魂深处“真诚可贵的东西”“闪电般照亮了我自己的灵魂”的刻骨铭心的忆念,也有对信任、友情和友谊这些宝贵的品质的呼吁;还有对十年浩劫的深刻反思和历史的询问。

荒煤的文学创作,就其艺术特色来说,诚如严文井同志为《荒煤散文选》所写序中的话:“他文章的艺术特色主要是质朴。他的欢唱、惋惜或悲歌,无不发自内心,真诚而少文饰。”“质朴是真情实感所喜欢选择的一种外壳。”荒煤的文学创作,无论是小说、抒情叙事散文和报告文学都是他真情实感的抒写,是他迫于强烈的生活感受情动于中的感情喷射。其情感或忧郁、或昂扬、或深沉都是源自其实的人生的刻骨铭心的感念。故无须华丽的词藻、刻意的雕饰,而自有其动人心魄的力量。质朴来自真诚,真诚是荒煤的人品。“质朴不只决定于生活,而更决定于作者的为人和他对生活的态度。”荒煤可称得上是“文如其人”。

荒煤对文学创作较少清规戒律,他的创作打破了小说和散文两种文体间的畛域。他的小说像抒情散文,常常情不自禁地自己融入对象的描绘中;他的散文像小说,善用小说的写作技巧去深刻的揭示人物性格。这种艺术交叉,似乎两者相背,实际都是作者真诚而理智的艺术感情的投入,同时扩大了两者的表现领域。

荒煤出生于上海,成长于武汉,以后又不断来往漂泊在武汉到上海的长江之上。作者的夙愿是写出一部多卷的《长江之歌》,由于各种原因,作者的这一愿望未能实现。但是综观荒煤的全部创作,是否可以说,荒煤已写出了一部时缀时续终于流入大海的“长江之歌”呢。

建国后,由于工作的需要,陈荒煤将主要精力转向文学批评——尤其是电影理论批评。作为电影行政领导,荒煤的评论很重视对电影创作现状的研究,总是宏观着眼、大处落墨,针对电影工作的不足,发表有指导作用的文章。如1953年,新中国的电影艺术还十分年轻,当时的电影工作远远落后于群众的需要,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客观要求。其关键就是电影剧本少,质量也不高。为了改变电影剧本缺乏的局面,荒煤写了《作家要为创作电影剧本而努力》(《文艺报》1953年4期社论)的文章,阐明电影剧本创作的重要性,动员全国作家都来参加电影剧本的创作工作。过了两年后,电影文学剧本创作果然有了相当的进步。1956年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上,荒煤又作了《为繁荣电影剧本创作而奋斗》的报告。同年6月荒煤还在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作了《关于电影文学剧本创作的特征》(《文艺报》1956年6—7期)的发言。由于荒煤一跨进影坛,即十分重视电影剧本,思考电影文学剧本创作中的问题,故而很快形成了自己关于电影文学剧本创作的一套理论。

当然,由于集理论家和行政领导于一身,受这种地位的限制,荒煤在电影评论中难免会牺牲理论迁就政策或要求电影理论政策化,因而也写过执行错误路线的文章。但荒煤毕竟是个作家,作家的气质贯串于他整个文艺活动的各个方面。同时他的评论多是根据电影运动的实际提出问题,发表主张,有时就逸出了极左路线的束缚,显示出真知灼见,自觉地对电影创作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1956年,荒煤发表了《关于电影艺术的百花齐放》一文。文章针对当时电影创作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影响创作繁荣的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思想上的形而上学等弊病。认为片面理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求创作配合当时的政治任务,硬性给作者规定作品主题,必然产生单调、刻板的局面,使创作题材狭窄,质量不高。1958年,电影界受“浮夸风”等极左思潮的影响,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轻视艺术性,强调写“尖端题材”的错误做法,使得影片的质量猛跌,雷同化现象十分严重。陈荒煤发表了一篇旨在纠正银幕上的浮夸风的文章:《提高质量是为了更好的跃进》(《电影艺术》1959年第1期),批评了那种认为政治上过得去的,艺术上差一些无关大局的错误观点。强调正确深刻的思想内容“只有通过高度的艺术性才能得到深刻的、丰富而生动的体现。”“脱离了艺术的体现,或者艺术表现极不生动、艺术性很低的影片,不过是一些抽象的概念罢了。”正因为此文是反冒进的,所以过了半年,因“反修”思潮的兴起,此文就受到了批判。

荒煤的电影评论除对电影艺术的运行及其发展趋向作出了全局性的观察外,尚有对具体作品所作的精到而细致的剖析。1953年他读了柯灵的《为了和平》后,两次写信给作者,对作品的主题思想、情节结构和人物性格的塑造,都提出了极为中肯的建议,使影片的质量上了一个档次。对于东北厂摄制的第一部艺术片《桥》,荒煤为劳动人民不再以悲剧的角色而是以主人翁姿态出现在银慕上欢呼,并对影片过分表现梁日升带病工作的描写提出了合乎情理的批评。对从一个人表现一个时代的《聂耳》、《老兵新传》和《战火中的青春》等影片,他在充分肯定他们的艺术成就的同时,也谈了不足的地方,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批评风格。荒煤的电影评论注重电影艺术特殊规律的探讨。在这方面的许多文章也是精到而细致的。如在文艺随笔《说“戏”》中,他提出电影界、戏剧界要提倡“说戏”的风气,多谈一些艺术表现,多钻研些戏剧情节、戏剧结构和戏剧语言,少作些主题思想的空谈。在《漫谈人物关系的描写》中,他认为抓住了人物关系去展开戏剧冲突,才能有“戏”,才能吸引观众。电影是通过视觉形象和听觉形象作用于观众的,因此电影语言要做到性格化,要精炼,要注意使用潜台词。他非常重视电影细节的描写,他认为有无详尽、真实、准确、鲜明的细节描写是区别作品技巧高低,识别作家才能的重要标准。为了提高电影质量,荒煤对有关电影艺术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了论述,不少见解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

新时期以来,荒煤的电影评论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总结建国以来电影事业的经验与教训,为新时期电影理论的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二是为电影的文学性呼吁,这是荒煤自五十年代以来一贯的主张,在新时期则受到了挑战;三是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

荒煤的电影评论,和他的文学创作一样,显示出质朴无华的特色。他不事雕琢,没有通常的“理论”面孔,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是象他平时的讲话那样娓娓道来,在质朴的文风中闪现出思想的火花。

                                                  --选自《历代襄阳名作家论稿》,1999年中国文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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