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胎

一　　我有一个堂姐，比我大一岁，因为年纪差不多，双方父母又在一个地方工作，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彼此关系最好。　　

姐姐又病了，这是她今年的第二次住院，她给我打电话，说她要做手术，希望我能请假去医院照顾她。我请好假来医院。我问她，姐，你怎么又住院了？姐姐的眼神躲避我的目光，低头不语，我马上就猜到肯定是跟那些事有关。　　

“我哥呢？他怎么没在医院？”　　

“他这几天一直在下乡，事多，回不来。”　　

“孩子呢？谁接送她上下学？”　　

“公公接，婆婆给孩子做饭。”　　

“手术定好了吗？是哪天？”　　

“下周二……”　　

第二天是周六，做打胎手术需要做的身体检查昨天已做完，只等过几天手术。吃过午饭，我和姐姐带两个孩子去公园玩，孩子们在一边玩游戏，我和姐姐就坐在石凳上休息。　　

“姐，你怎么这么不小心？你本来就是在医院上班，这些事你应该能避免的呀！”我心痛姐姐的身体即将要遭受的伤害。　　

“这谁能预料得到……”　　

“你这几年没有打过胎吧？”　　

“结婚前打过一个，生孩子后又流了一个，是胎停了。”　　

“我们两个都是女人，”我对姐姐说，“你以后不要再打胎了，对你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都不好。”　　

姐姐沉默了。　　

“你还记得我们两个小时候在医院的厕所后面看到的婴胎尸体吗？”　　

“记得，太恐怖了。”　　

在这个下午，我跟姐姐一起回忆起我的母亲和那个年代跟计划生育有关的事。　　

母亲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刚毕业，就因学习成绩优异，被招进乡镇卫生院，成为一名医生。那是六十年代，国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一个家庭至少会生好几个孩子，医院里从事接生的医生不够，领导就让母亲学接生。那时母亲年轻，爱学，不怕吃苦，她一直是医院下乡最多的人，附近乡镇村民的很多家庭的第一胎和第二胎都是经她的手接生的。那时候，母亲背着小药箱和被子，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去村民家里为妇女接生，她经常是吃住都在农民家里，一去就是好几个星期。从此母亲大半生的事业都与生育有关。　　

二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医院的接生医生转行做打胎，母亲的工作也随之改变。　　

我就是在计划生育最严的八十年代出生的，母亲在生下我之后又怀过几次孕，这还是前几年我去大姨家，大姨告诉我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母亲调进了县里的计划生育局，工作还是堕胎，我随母亲一起进了县城。　　

在这家医院，母亲给别人打胎，自己也打胎。　　

小时候我见母亲经常要喝些黑的，甜的药，我很很好奇，有时我也喝点，苦中带甜，味道不好，现在才知道原来那时候母亲病了。　　

我们住在母亲单位临时分的房子里，房子里没有厕所，我们要上厕所只能去公厕。公厕是农村那种简陋的旱厕，泥巴砌成的，门上挂一片布，这就算门；里面两个蹲坑，中间砌半堵墙，就是隔断，下面就能看见粪池。医院的工作就是专门为妇女做人流和打胎手术的，打下来的胎盘、血水、人体组织，他们称之为医疗垃圾，全部倒在厕所后面的化粪池里。　　

我去上厕所，经常能看见粪池上漂浮着的胎儿的尸体，有头、有胳膊、有腿，吓得我从不敢一个人去厕所。而且我绝不敢在能看得见胎儿躯体的蹲坑上如厕。所以小时候我经常会便秘。　　

我的胆子慢慢变大了，一直很好奇那半截腿的旁边还有什么。终于有一天，姐姐来我家玩，我们上完厕所，叫姐姐和我一起看厕所后面的化粪池。——那一天天气特别晴朗，阳光很温暖，我看到毛骨悚然又残忍可怜的一幕:一个已成人形的已足月或即将足月的婴儿，脸朝上，半个身体陷在粪池里，双眼紧闭，头歪在一边，眉头紧锁，嘴巴紧闭，像是生前受到了极大的痛苦。那张脸我一直都记得很清楚，即使过去了几十年，我依然清晰的记得他的模样。那个婴儿的脸上和头上，身上不停的有苍蝇和蚊子落在上面，叮几口，或产下幼虫的卵，忽然又飞起来“嗡嗡”的盘旋在婴儿和几截残肢的上空。四周安静的只听的到附近山上的鸟儿在叽叽喳喳，我的心底陡生起害怕。我们急忙跑回家，把这件事告诉母亲，母亲一边听一边漫不经心的说以后不看就行了，那里都是医院倒垃圾的地方。当时我还无法明白医疗垃圾这个词的意义。后来我再去厕所看了那个婴儿，婴儿的身体又陷进去粪池一部分，那是因为每天厕所的粪池里都会倒进几桶新的医疗垃圾。　　

三　　前几年清明节前，我回老家给外婆插清，回来路过大姨家，我跟大姨聊起我的母亲，聊她小时候的事。大姨说，你母亲在有你后又怀孕了，都快足月了，那时你才两岁多，那是八十年代，正是计划生育抓的紧的时候。唉，都是计划生育害的！你母亲和父亲都是公职人员，按政策是不能生的。要是生了呢？要是生了就会丢饭碗，工作都没有了，还要交罚款，罚的倾家荡产！你爸妈都是农村出来的，好不容易有个单位，哪能因为个孩子就丢了饭碗！　　

我那时早已当了母亲，自然知道一个母亲对肚子里装了十个月的孩子有多不舍。那是十个月啊，280天，血脉相连，朝夕相处，一分一秒都在一起建立起来的感情。我能想象的到她有多不舍，有多纠结。她虽然不舍，可是她不能留，尽管她不能留，可是她依然想让孩子在这个世上多活一天。　　

终结这个孩子生命的这一天终于还是如期到来了，他的母亲也无法保住他的生命。医生在母亲的肚子上打了一针——这一针足以要了她肚子里的孩子的命。　　

我没有打过胎，不知道足月的胎儿致死的时候母亲和胎儿会遭受怎样的痛苦。我立刻就想起小时候我在医院公厕后面看到的那个婴儿，他那张因极度痛苦而扭曲的小脸又一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大姨说，我不知道医生给你母亲的肚子里打的什么针，过了几天，忘记是两天还是三天，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还活着，长得可漂亮了，黑黑的头发，小脸蛋长得又白又胖，他不怎么哭，很温顺，你妈还给他喂了几天奶……　　

我猜想，医生在给母亲的肚子打针的时候，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痛的感觉，而且痛的生不如死，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来药效逐渐产生作用，越来越强，他不停的踢母亲的肚子，推母亲的子宫，一下又一下，用力推，母亲的肚子不停的在动，这里一个包，那里一个包，一刻也不停息。他哭，没有声音，他痛，没有人帮他，他想活着，可他不被允许出生。——他的母亲、世上的白衣天使们、国家的政策不允许他出生。他是经历了怎样惨烈的一段历程啊！后来他实在是没有力气了，药效也发作的差不多了，医生给母亲打了一针催产针，他——我的弟弟出生了，以一种不被欢迎，不被允许，不被接纳，不被期待的方式出生了。母亲和大姨把他抱回了外婆家，大姨和母亲一起照顾他，给他喂奶，洗澡，穿衣，把屎把尿，哄他睡觉，第三天她们还给他洗了三（在我们这边，刚出生的孩子，只要是活到第三天都要洗三。）。后来孩子还是没能活过来，几天后，忘记大姨说的是几天，孩子还是断了气，不知道是谁把他埋了，这个孩子死后没有墓碑，没有坟墓，不知道有没有棺材，想来也是没有的，因为一个本就不被欢迎的孩子出生，死，自然也会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草草埋葬，就像他的出生一样。　　

我的弟弟就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了他短暂、痛苦的一生。　　

之后母亲还打过胎，那年她已四十多岁，胎儿没有打干净，母亲一直流血，流了一个多月，去医院检查，才发现没有打干净，又做清宫……　　

四　　那些被母亲打掉的我的弟弟妹妹们，他们没有机会出生，而我幸运的活了下来。长大后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我想生个男孩，想那个弟弟能借我的肚子再投一回胎，他当初不被允许出生，被国家政策扼杀的生命，现在可以借我的肚子的载体重新出生。　　后来我的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那天我在产房生孩子，产房里有医生、护士、姐姐；产房外有姐夫、老公、我的父母。——他们都在期待这个小生命的诞生。孩子生下来了，医生护士忙着给他擦拭身体、穿衣、量身高体重、采集出生信息；父亲忙着给亲人报消息；母亲抱着他，看他，亲他，跟他说话。——迎接这个孩子的是所有人的期待、喜悦和呵护。　　

姐姐大学毕业后在县里的一家医院做护士，她在几个科室之间转来转去，最后还是停留在妇产科。我曾经问姐姐，你打胎吗？她答，不打胎。那你处理打下来的胎儿吗？她摇了摇头，我们才不干这种事，看着都怕，生下来有的还是活的，还哭。每次杀胎儿的时候我们女的都躲得远远的，不听不看，那些事都是男医生做的……　　

中国的打胎人次一年有1300万，世界第一，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中国的妇女一生平均打胎两到三次。湖南有一位80后妇女，二十几岁就打胎二十四次，她打胎次数之多堪称世界之最，想来那子宫也是铁子宫、铜子宫吧！　　

造物主在造物之初给女性造了一个子宫，赋予其怀孕生子的权利，是让女性变得更温柔，更坚强，更伟大，而不是成为一个侩子手，随意处置她肚子里的孩子，把自己的子宫当做自己孩子的行刑场。我认为母亲应该是比父亲更爱自己的孩子的，可我身边听到的，看到的，遇到的，都是打过胎的，流过产的，而且理由千奇百怪，意外怀孕、喝酒怀孕、吃药怀孕、照胸片怀孕，等等，理由太多了。所以中国的医院里最忙的诊室永远有妇产科。　　佛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杀人一命呢？连杀几命呢？　　

周二上午，姐夫赶回来，和我一起在医院陪姐姐做手术，半小时后姐姐躺在产床上被护士推出来，三天后姐姐出院。